佛道儒思想也进一步与西方智慧兼容并蓄,的口号本身实际上蕴含着对于前人解读的怀疑

 文学背景     |      2020-02-14 00:48

  不少学者抱怨出不了学术大师。问题是,学术大师的出现需要“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而不只是“回到原典”。学术是一代一代学者通过学术研究而积累起来的,忽视前人研究成果的“回到原典”,实际上是对学术的不尊重,更不可能成就能够超越董仲舒、郑玄、朱熹的学术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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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现代学术?民国时期,现代学术的先辈开始了新的学术传统的建构。重要的并不是因为他们有不食人间烟火的崇高品德,也不是因为他们以废寝忘食换来的等身的着作,而是他们能够在社会动荡、民生凋敝的环境下,保持沉静的心灵和自由的思索。

由南昌大学江右哲学研究中心等单位主办的“经典与教化”学术研讨会日前在南昌大学举行,来自海内外的40余位专家学者,围绕“经典与教化”这一会议主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

谁敢说我们清朝不识字!

  一段时间以来,学术界流行“回到原典”的口号,主张研读原典。这对于不直接研读原典,而只是跟着他人的解读人云亦云来说,无疑是一大进步。但是,“回到原典”的口号本身实际上蕴含着对于前人解读的怀疑。学术研究需要怀疑,但对于前人的 研究成果不能全盘否定,更不能忽视或抛弃。

在此之前孟子只是先秦诸子之一,一位平民思想家。也就是说:所谓“孔孟之道”,从来不曾流传2000多年,其形成以及存在,至今也不过4—5百年而已。

学术创新以及与之相关的学术评价,其最重要的依据在于考察学术成果在学术史上的独创性和重要性。当今学术,自以为是的“创新”不少,实际上有不少是对前人的低水平的重复,根本问题在于对前人的研究成果,包括对民国时期的学术研究成果,缺乏了解。研究民国学术,可以为今天的学术创新、学术评价提供重要的评判标准。更重要的是,可以在这一研究以及形成学术传统的过程中,让学术创新成为学者从事学术研究的内在依据。

与会专家对儒家经典的重要论题作出了新的诠释,尤以《四书》为中心,《论语》又是其中的重点。有学者就《论语》“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章提出新解,指出旧注的“王教”论域更接近于问题的本真,体现了推崇“德教”、反对暴政的思想,主张将人先天固有之道“还”给人自身,导民由乎自己以实现其自身价值的政治理念,显示出一种高远的政治理想和切实的人道精神。《论语》“亲亲互隐”章为近来学界反复论辩之话题,学者对此提出了新解,指出必须“回到”孔子与叶公对话的情景与状态之中去理解该话题,不能把儒家伦理归结为所谓“血缘亲情伦理”,不能简单地将之西方道德理性主义化,孔子的伦理原则,乃是一种追求与讲究道德情感与道德理性适中调和的道德“中庸”主义。《论语》首章“学而时习之”的注解,历来解释不一,近来更是多有新解,有学者从朱熹的注解出发,提出朱子认为,学的内容“本无定指”,以明善复性为其宗旨,朋自远来之乐非切磋取益之乐而是教化同道之乐,朱子本章之解奠定了其四书诠释的整体基调。学者同样就宋明理学重点诠释的《大学》《孟子》作出阐释,认为《大学》体现了儒家“修、齐、治、平”的层次性模式,是伦理思想与政治思想结合。学者一方面重新审察了孟子对“生之谓性”的批评,认为孟子反对的是告子对“生之谓性”的抽象理解,而非从原则上反对“生之谓性”,“生之谓性”原则与“仁义内在”的人性内容实相一致。一方面考察了近人梁启超的《孟子》诠释,体现了他的人生哲学思想。

评价一个人,最重要的是看这个人发的是善心还是恶心,言论只是其次。朱熹一生致力于中国文化研究,其学识在历史上是数一数二的,修养也不在话下。临终前还在一如既往的修改自己的《四书章句集注》。这种严谨治学的态度,试问有几人堪比。当我们评价古人时,尤其是那些在历史上影响巨大的风云人物,是否先看看自己跟人家是不是一个档次,然后再做定夺。或者说,我们更应该“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民国时期,儒学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对儒学的批判,替代了对于儒学的解读。在那种背景下,一些为儒学辩护的学者认为,儒学原本是好东西,其中 不好的东西都是由于后世儒家学者,比如董仲舒、郑玄、朱熹等所附加的。这种说法一直影响至今,并且有可能是当今提出所谓“回到原典”的依据之一。事实上, 儒家经典,若不是经过后世儒学大家的诠释和发明,不仅不能流传至今,而且,即使流传至今,也不可能引得那么多人的兴趣;即使有兴趣,也不可能知道其中的丰 富含义。

孟子的抬头始于晚唐的韩愈。韩愈着《原道》,祖述儒家道统称:“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

今天对于朱熹学术思想的研究,可以追溯到1910年出版的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中对于朱熹学术思想的阐述。继后,在“打倒孔家店”背景下,一直有学者在朱熹学术思想的研究领域继续探索,先后有谢无量《朱子学派》、周予同《朱熹》、唐文治《紫阳学术发微》、李相显《朱子哲学》等重要学术专着的问世,此外还有梁启超、胡适、冯友兰、钱穆、贺麟、白寿彝等一大批学者在这个领域进行研究,发表大量学术论文,阐述不同学术观点,乃至针锋相对,甚至还有学者将朱熹学术思想的研究与解决民国时期的社会问题、世道人心结合起来,曾一度呈现出学术繁荣景象。近年来受到学术界关注的现代新儒家,他们对于朱熹的研究,也是对民国时期朱熹研究的延续。今天,研究民国学术,整理民国时期朱熹研究的学术成果,正是要延续这样的学术传统。

教化思想的探讨是本次会议的另一主题,主要围绕着先秦经典文本的讨论展开。学者对教化理论有着概括性的分析,指出教化是主义、思想、学说一类的东西在社会上传播、推广之后所得到的信从或信仰,儒家教化存在上贯与下贯路线,具有与宗教教化不同的旨趣。具体而言,儒家教化具有榜样的形式,有着特定的组成部分及特点,儒家教化核心是礼乐,故学者探究了先秦儒家乐教传统的形成及其成人、成德的教化意义。教化的目的是成就君子人格,需要分析儒家的君子人格的特色及其在教化中的作用。儒家的教化必须依赖于经典展开,有学者讨论了《周易·象传》的教化思想,认为象传是对《周易》卦象和爻辞所作的解释,是一部圣人教化之书。古代思想家有着丰富而独特的教化思想。荀子即体现了道德理性主义进路的教化特色。明代理学家胡居仁的教化思想则以义利、举贤良思想为中心,江右王门后学刘邦采则以性命良知之学为其教化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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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学者大都是在对儒学的几近颠倒黑白的解读中成长起来。然而不可否认,即使在民国时期那样的背景下,也不乏有学者以学术的态度和方法诠 释儒学经典,遗憾的是,他们的研究成果同样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以至于今天有些学者在解读儒学经典中的所谓“创新”,实际上仍然没有超过那个时代。

第一期是子夏西河传经,到荀子主持稷下学宫,再到汉武帝用董仲舒独尊儒术,这一阶段的儒学主流是今文派儒学。

当今的学术面临着诸多问题,有学术道德问题、学术创新问题、学术评价问题,等等。然而,这些问题的出现往往与学术的不成熟、没有形成持续不断的学术传统有直接的关系。

本次会议具有宽广的国际比较视野。学者们讨论了朱子杰出后学真德秀《心经》与韩国心法学的关系,认为《心经》和《心经附注》已成为韩国心性之学的阐释与建构的重要思想载体,对韩国心性之学影响至深。

瞅瞅我们多洒脱

  在“回到原典”口号的引导下,不少年轻学子开始直接研读儒家经典。那种面对“四书”、“五经”时几近茫然而故作精神的诵读,或是目空一切而 自以为是的解释,构成了“国学热”。这对于儒学的发展是喜是忧,谁也说不清。但有一点是需要指出的:“回到原典”不是单纯地直接地面对原典,而应当是“站 在前人的肩膀上”;既要“回到原典”,又要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吸取前人研究成果之精华,并以之为基础。

汉代儒家区分为今文、古文两大学派,斗争激烈,势同水火。汉武帝支持的董仲舒属于今文学派,倡导的是子夏、荀子一派外儒内法、古为今用的学说。

什么是现代学术传统?现代的学术研究实际上起始于清末民初,这是一个完全不同于古代而融合了中西学术之精华的学术研究。把今天的学术研究与民国学术联系起来,并视之为对民国学术的延续和发展,这就形成了现代学术传统。

有学者提出,儒家天命观是儒家哲学思想的核心内容,它决定了儒家哲学思想内在的逻辑结构和理论特质。儒家同样有着丰富的“困境智慧”,它和忧患意识一道成为我们精神传统的宝贵资源。儒家思想历来受到尊崇,在少数民族入主时代亦不例外,通过重订曲阜孔庙元代加封孔子碑即可考察元代尊孔的情况。理学思想是儒学发展的又一高峰,本次会议对此亦多有讨论。学者提出明道“敬”论多是围绕《易传》《孟子》《中庸》《论语》与《西铭》等相关命题的综合解读展开,作为程颢学术同道的张载理学虽不以“心”标宗,但却包含丰富的心学思想,其内容主要由心论与知论两部分构成。作为周程思想的间接传人,张栻对周敦颐《太极图说》进行了详尽阐发,体现了张栻自身的太极体性论思想。王阳明作为心学的代表,《传习录》提出的“知行合一”说备受关注,学者对此提出新解,倡导从本体与功夫一致视角来谈论知行合一,强调知行合一说再现了本体与功夫的一致性,与心即理、良知、致良知相互贯通。清代理学承明代而来,理学大家陆陇其的政治伦理思想即显示了清代理学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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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研究需要“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不借助前人研究成果的“回到原典”,实际上是学术的倒退。经典之所以不是“死的东西”,是因为它经历了 后来的学者不断的诠释,而能够与时俱进。更为重要的是,“回到原典”首先要吸取前人的研究成果,否则,就无法真正回到原典。因此,研读儒家经典,首先要研 读前辈儒学大家对于儒学经典的诠释和发明。不读《十三经注疏》、不读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仅凭个人一鳞半爪的知识基础去解读儒学经典,并自以为有所“创 新”,除了低水平的重复和“喧嚣”之外,还能有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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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脉上讲,民国学者是我们的老师,或是老师的老师,是我们理所当然的学术前辈。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他们被遗忘了,他们的学术一直未受重视。今天,通过对民国学术的研究,把他们以及他们的学术从尘封的历史中找寻出来,对那些创造现代学术的先辈予以推崇,作为学术的典范,这不仅是对于学术的尊重,而且是对学术传统的延续,这本身就是学术研究前赴后继的分内事。而且,也只有在这个过程中,才能真正发现今天人们期待已久的“学术大师”。需要指出的是,在一个置前人研究成果而不顾、尽想着把他人比下去的学术氛围中,不可能出现“学术大师”。

历代学人在经典注释实践中形成了不同的注经特色和理论,值得今人予以审视和反思,学者就经典诠释的相关理论作出了探索。他们提出,从儒学的诠释形态出发,存在经学化的儒学和哲学化的儒学两种诠释形态,二者存在会通的可能性,经学的复兴只能是现代化的而非传统的。从中国哲学方法论的角度出发,则应注意经、经学和经典之间的关系,经是思想系统内自然的选择和众人的公认,经典为具体知识系统中具有典范性、奠基性、原创性和权威性的文本着述。经学则是对经典的研读、诠释。若从观念史研究的角度出发,又应注意在经典世界与现实生活世界之间寻得其根据,应从现实生活世界及其变迁中获得动力。反思已往的经典诠释成就是很有意义的。学者探究了宋儒经典诠释对价值与事实关系的处理及其存在的问题,进而对现代新儒家的经典阐释作出了总结,揭示了方东美和唐君毅的经典诠释思想,指出方东美对朱熹的诠释在方法论上存在问题,以唐君毅为代表的学者对儒学存在宗教化诠释的倾向。此外,学者还提出了自身对经典诠释的理解,指出中国传统哲学关于“存在”问题的思考方式具有中道、圆融、不二、双运的特色。

写了几篇“佛家”论文后,不少人把我当成了出家师父,这误会可就大了。其实,我这个人并没有什么特定的宗教信仰,但我尊重任何向善的学派。本人阅历尚浅,修为有限,写作只为梳理思路。有缘的打打酱油即可,若有照顾不周的地方,权当小孩儿胡闹,莫太较真。

  (作者系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

2、四书与《五经》的意义不能并列

学术研究需要相应的学术制度来保障,但更需要在学术研究中形成学术传统,并在这样的学术传统中消解学术研究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因此,研究民国学术,不仅可以为今天的学术研究树立典范,而且可以在这一形成现代学术传统的过程中,有效地避免各种有碍于学术的问题的发生。

魏晋南北朝时期,朝代更替频繁,天下分裂,动荡不堪,社会几乎没有了善恶标准,人们对儒家“一本正经”的思想失去了信心,开始变得“不正经”了,遂孕育出“风流潇洒,放诞不羁”的玄学。竹林里七个“疯子”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王戎被称为“竹林七贤”。他们在生活上不拘礼法,常常在竹林里聚众畅饮纵歌,好不自在。

这一道统南宋得到朱熹的弘扬,据此而编着《四书》。但是孟子正式被朝廷封为"亚圣"而得以与孔子并列,则在明嘉靖九年。此时,距孟子去世已1800多年了。

当今的学术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后逐渐发展起来的。学者们多凭个人的热情从事学术研究,虽有不少新鲜着述,但在热情过后方才发现,几乎没有多少能够称得上学术的东西,甚至有些属于学术垃圾。因而有人哀叹缺乏“学术大师”,甚至还通过各种方式进行评选,反而愈加茫然。

那么,儒家何以谓之“儒”呢?东汉儒学大师郑玄提出:儒者,濡也,以先王之道能濡其身。”北宋经学家邢昺亦曰:言人博学先王之道以润其身者皆谓之儒。”由此可见,儒家乃是学习古圣先贤之道以修身。我们都知道“人需”为“儒”,也就是满足人的需要就是“儒”。而人的需要有物质上的,也有精神上的,儒家主要是满足人的精神需要。

孔子死后,弟子散诸四方而传其学。韩非子说“儒分为八”,荀子则着文批评“十二子”,特别批评同属儒家的子思、孟轲。

形成现代学术传统

到了1905年废除科举考试,实际上只是逐步废除了读经教育。我们现在的应试教育也属于“科举考试”,只不过考的内容更现代化,西方化了而已。这本来是好事,所谓与时俱进,与时偕行嘛。但完全废除读经或许玩的有点过了,因为不读经,人可能就会“不正经”。

(按孔子门下有两个子思,一位是原宪字子思,一个是曾参弟子、孔子嫡孙孔伋字子思。出自哪个子思历代也有异说。)

当今学术的道德问题以及低水平的重复,实际上与追逐利益有关。不可否认,民国时期也存在学术上的抄袭,也有低水平的重复,但平心而论,那些并不是为了追逐某种利益,而更多地是为了传播新思想、新观点,所以尚不构成问题。重要的是,当我们在对民国学术作学术史的研究时,这些抄袭和重复自然被淘汰出局。由此可以看出,把学术研究与学术史的研究结合起来,不仅有助于形成学术传统,而且可以在这一过程中体会违背学术道德所遭受的惩罚。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古代科技发展落后,因为中国人把科技视为“奇技淫巧”。这也并不能说我们中国老祖宗比较“迂腐”,只能说外国人太“狡猾”。假如都像我们中国人这么老实,将科技视为奇技淫巧,估计战争会少一些,至少生态环境不会像现在这般恶化。这就是为什么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恩比博士会说:拯救二十一世纪人类社会的只有中国的儒家思想和大乘佛法。可见儒家思想还是比较抓“根本”的,理所当然就成了中国人的主流思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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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学者李相显为撰《朱子哲学》,“日坐于北平图书馆四库阅览室中研究”“将朱子所着之书及与朱子哲学有关之书,尽行读阅”“且更将其中有关材料一一抄录收藏”。后因遭到日本人的驱逐,被迫离开北平,携文稿及有关材料,回家乡农村继续写作。当时遇日寇烧杀,家院起火,家人劝他逃出家门,他说:“独不闻黑格尔之往事,当法军入耶拿,犹执笔写作如故乎?”于是发誓:“《朱子哲学》若不脱稿,绝对不出大门。”日军听说他闭户写作,遇乱不扰,颇为奇怪,多次要他出门相见,他却以写作未脱稿不能出门相见为由,予以拒绝。日军司令官说:“不来者死!”为此,李相显的家人相劝:“不出大门,为写作也。身若死,尚能写作乎?从权往见,何如?”无奈,只得前往。日寇询问写作之内容,他如实以告;当得知他所写的是纯哲学,与军政无关,而未予加害。地方的保安旅长曾对他说:“子不执戈报国,反而闭户写作,非爱国之士也,应罚款以赎罪。”他回应说:“予日食粗粮,皆贷自他人,何来款以助军饷?”旅长怒,遂逮捕其父,不久又释放,但他的写作并未因此中断。后来又遇母亲不幸去世,悲痛欲绝,处理好后事,仍终日写作如故。1941年6月,他的《朱子哲学》终于在民族危亡、极度艰难的环境中得以脱稿,并于同年获得教育部学术奖,最后又几经周折,于1947年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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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国贵族田常曾与孔子交往,好儒术。其专政齐国后,重用孔子弟子子贡、颜涿聚、宰我等。田氏篡齐后,至后齐桓公乃造学宫兴起稷下之学。荀子曾为稷下学宫主席、祭酒,因而形成讲述“五经”的齐鲁派儒学。到汉初通过贾谊、晁错、董仲舒而深刻影响了当时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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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中国也曾遭到外敌的入侵和殖民,而结果却是:要么被我们赶走,要么被我们所化。鲜卑族的北魏孝文帝改革即是自觉汉化;蒙古族建立的元朝虽统治我们九十多年,也还是要读我们的“四书”;满清虽为女真族建立的国家,不也被我们完全汉化了吗?古人讲:胡无百年之运。也即指凡是入侵中国的外邦异族,顶多一百年之内,要么被赶走,要么被汉化。纵观历史脉络,何尝不是如此呢?此何以故?只要中国文化不亡,中国就不会灭亡。因此,如果真的爱这个国家,请爱这个国家的文化。

《论语》一书的编撰者,并非一人。《经典释文·叙录》引郑玄说认为,《论语》是“仲弓、子游、子夏等撰”。而汉代的纬书《论语崇爵谶》则说《论语》乃子夏等六十四人所会撰。近代人夏曾佑则谓:“七十子之俦,汇集夫子所言,以为《论语》。”“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

近年来,民国学术逐渐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似有形成“民国学术热”之趋势。正如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有人得出“西方的月亮比中国圆”的结论,在研究民国学术中也有人得出了当今的学术不如民国的结论。结果还把一些学者也绕了进去,想方设法论证今天的学术超过民国,以做出应对。甚至还有学者为之担心,提出要给“民国学术热”降温。问题是,研究民国学术根本不是为了比较当今学术与民国学术谁比谁强,就像研究孔子并不是为了比较今人与孔子谁比谁高明。学术的目的在于再现真实,评判价值,推出精华,而最根本的在于实事求是。在笔者看来,研究民国学术,除了有学术史的意义之外,对于当今树立现代学术典范、形成现代学术传统、建构中国气派的学术体系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理学、心学、气学三者的主要区别在于,理到底存在于事物之外,还是存在于事物之内,或者存在于人心中的看法不同。理学认为理存在于客观事物之外,气学认为理存在于客观事物之中,心学则认为理就存在于人心中。用西方哲学的观点来讲,心学是主观唯心主义(“人定胜天”),理学是客观唯心主义(听天由命),气学则相当于唯物主义(物质决定意识)。当然,我这个分法只是为了使大家更清楚的了解此三大学派的区别,并不一定确切。关于道学的具体内容得找专业人士或书籍请教,在此恕不赘述,以免言多必失,贻笑大方。

《汉书·艺文志》对此讲得很清楚:“《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

树立现代学术典范

韩愈因向唐宪宗上《谏佛骨表》,反对唐宪宗六次大规模迎请释迦牟尼佛骨。朝廷不高兴了,唐宪宗一气之下把韩愈贬官到了广东潮州。有些“佛弟子”可能会觉得韩愈活该,敢反对佛教,这下遭报应了吧。实际上,韩愈不是反对真正的佛教,而是反对形式上的佛教。唐宪宗不惜花费巨资六次大规模迎请佛骨,这就好比不顾一家老小的生存把钱全花在供养佛像上,我想这也决不是佛菩萨想看到的。学佛重在修心和利益众生,而不是做表面功夫。

而在西汉后期,反对汉武帝搞大一统的刘姓贵族以及阴谋篡汉的王莽及附庸文人刘向父子则支持古文学派。魏晋以后古文儒学兴盛至于隋唐。齐鲁皆为古文学派大本营。故汉代后期以传习“鲁论语”、“齐论语”者居多。子夏一派的“古论语”,则随同今文学派而式微,后来失传。

古人讲:三日不读经,面目狰狞。我们现在不止三日不读经了,已经是一百年不读经了。故当代人不是面目狰狞的问题,而已经是“面目全非”,死猪不怕开水烫了。美国第三十七任总统尼克松曾在《1999:不战而胜》这本书里如是说:“当有一天,中国的年轻人不再相信他们老祖宗的教导和他们的传统文化,我们美国人就不战而胜了……”

把《论语》以及“四书”当成孔子以及儒家的代表作是个很大的谬误。但是今人认知普遍如此。自南宋朱熹以来,谬种流传,可谓积非成是。有必要正本清源,予以澄清。

唐代佛学兴盛。儒学虽然还是处于正统地位,并且唐初还有著名儒臣孔颍达奉唐太宗之命校正儒经,统一了自汉代以来八百年间五经的文本与注解。但是在文化学术方面的成就还是远不如佛学,也没出现一流的大儒。不过在佛学大兴的同时,也有人出面竭力倡导儒学,贬斥佛老,这个人就是中唐时期著名的大儒韩愈。

孟轲在汉唐时代并不具有与孔子并列的地位。汉武帝独尊儒术,尊的仅仅是孔子之道,而绝对不是孔孟之道。

所以中国两千年来的封建社会,一向都是外儒内法。儒家是明目张胆用来治国安邦的,法家严格来说是帝王之学,专用来维护自己统治的,往往还得偷着操作,所谓阴谋不可外露嘛,这就是“内”的深层含义。而我们中国人一向崇尚真诚善良,正大光明的人,贬斥那些阴谋诡计,套路颇深之徒,所以稍带点“心计”意味的学说在中国都得不到发展。

孔子生前的代表作是他亲手编订并向弟子传授的“五经”体系,即:——《诗经》、《书经》、《礼经》、《易经》、《春秋经》。

常言道:儒家做人,道家修仙,佛家成佛。所以儒道佛的境界是层层递进的。从原始佛道儒三家的根本追求来看,确实不排斥这种观点。而自唐宋以后,佛道儒三家就已经开始逐渐取长补短,相互融合。直到今天这个全球化的时局,佛道儒思想也进一步与西方智慧兼容并蓄。而大道相通,执着这些名相只会产生不必要的纠纷。

《四书》与《五经》的意义完全不能并列。《五经》传授可以溯源到孔子以及先秦。而《四书》之成编,则是南宋时期由朱熹所编撰。四书中的“大学”、“中庸”,摘自汉代以后出现的《礼记》,传说是孔子的孙子子思的着作。

如今,新中国已空前强盛,傲视群邦。救亡图存、富国强兵已不再是时代的主题。挽救已断层百年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拯救我民族之命脉才是当务之急。故我国家主席深明大义,慧眼识金,开始重视传统文化的发扬,巩固国本,从而建立民族自信心。国学复兴的根本就是作为中华民族主体价值核心的儒学之复兴。而处在当今这个全球化,现代化的时局,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也应该与时俱进,与时偕行。当把西方智慧中国化,古代智慧现代化,方是明智之举。

第三期则始自晚唐韩愈着《原道》开始提倡孟子,将孟子作为孔子的嫡系传人。此论在南宋为朱熹所弘扬而编撰《四书》取代《五经》。至明、清此论得到国家的正式承认,遂以《四书》为主题而立八股取士制度,于是形成以《四书》为主体的所谓“孔孟之道”的道统。

有一次,刘伶赤身裸体的在自家房间吊儿郎当的吟诗,突然一个朋友进来了。简直不忍直视:“什么情况?怎么还裸奔起来了?羞不羞啊?”刘伶十分洒脱的回答:“天地是我的衣服,房屋是我的内裤,你跑到我内裤里来了,还好意思说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