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教育,失义后而以礼

 新葡萄京     |      2020-03-23 11:41

摘要:一种文化缺少了从容不迫,其中的人民就会表现出疯疯癫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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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是发扬孔子学说并使之光大于天下后世的“第一人”,在儒家被列为仅次于孔子的“亚圣”。 儒家学说以“仁、义、礼、乐”为中心,一方面主张等级、名份,维护封建统治秩序;一方面强调“民为邦本”,要求照顾人民思想。这种思想,一直支持着中国千余年帝制社会的发展。创立儒家学说的孔子死了以后,儒学分为8个学派:子张之儒,子思之儒,颜氏之儒,孟氏之儒,漆雕氏之儒,仲良氏之儒,孙氏之儒,乐正氏之儒。但自伟大的文学家兼史学家司马迁把孔子和孟子相提并论,后世便都以孔孟并称。自宋代以后,帝国统治者为了适应自己的需要,特别抬出《孟子》一书,把它与孔子的《论语》一同列为士大夫必读的“经典”。这样就使孟子的思想在长达数世纪的时间里,在中国被普遍接受。 孟子,名柯,战国时邹人。他主要活动于旧中国时的梁惠王、齐宣王时代,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相传他是鲁国三桓孟孙氏的后人,曾受业于子思的门人,成为儒家子思学派的继承者,并发展了这一学派。学成后,为了实现自己的抱负,他游说诸侯,经历邹、任、齐、鲁、宋、滕、梁等国。虽然他也曾受到黄金之礼,进位卿相之尊,但国君们并不真信用其道。孟子特别寄意于齐、魏这样的万乘大国,虽曾反复游说进言于齐宣王、梁惠王,但终于未得任用。其中唯腾文公对孟子的游说极感兴趣,曾有意行使他的主张。但由于腾仅是一个“绝长补短,将五十里”的小国,孟子很难有所作为,大约由于不果其志,后来便离去了。 孟子生平很是自负,曾言“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但历游诸国所受的挫折,使他终于走上了与孔子着书立说,教授门徒,把自己的理想寄托于将来的同一条道路上。他停止政治活动以后,便和他的弟子们一起把他的学说——即政治主张、哲学理论、教育纲领等整理成书,传于后世。这就是流传至今的《孟子》。 孟子在秦汉以后的中国帝制社会上留下的影响是巨大的。他继承并发展了“仁”的思想,把本来侧重于伦理原则的“仁”推及于社会政治,提出了以“仁义”为主导思想的学说,希望统治者能够“正心、诚意、修身、齐家”,从而“治国平天下”。全部学说的内容包括“性善”、“道尧舜”、“民贵君轻”,颂扬“汤武”,反对“桀纣”,强调“仁政”,反对战争,排斥“扬朱”,批评“陈仲、许行、公孙衍、张仪……”等等。这些都是为了教育统治阶级内部各阶层人们,或向高级统治者建议,如何做到“得其民斯得天下”;从而表现了他的人道主义思想。 孟子的“民贵君轻”主张,也是作为全部学说的中心思想来体现的。他提出“民为贵,君为轻”的政治原理,并且说“得乎丘民”,才得为“天子”;他认为残害人民的“君”不应该被看待为“君”。这些道理,主要在于教育当时统治者要懂得“民贵君轻”的好处,通过实施“仁政”,使民心归向,不要使自己像纣一样成为“独夫”。孟子教育“士”要关心人民疾苦,因此“士”就需要“仕”;但“仕”是为了“行道”,而不是为了自己能向上爬。 孟子的思想也有其落后的一面。他是以他的“君子存亡,庶民去之”的“性善论”来作为他的许多主张的理论根据的。孟子把他所代表的统治阶级利益的道德观点硬说是人类共同的道德观点,把阶级的偏见强加到其他阶级的头上;把当时统治阶级制定的君臣父子的“人性”当做了全人类的“人性”,并且认为是“善”的;因此,当墨子为小私有者和手工业者提出某些政治要求时,就被孟子蛮横地骂为“禽兽”。其次,孟子还发挥了儒家的天命论,他认为“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把历史发展过程理解为循环式的运动,是过去事物的简单重复。这种历史循环论,旨在养成人们的永恒观念,给当时和后来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定命论奠定了基础。这种历史循环论,在中国社会发展史上产生了很不好的影响。

一、从容不迫

编者:近日六祖禅宗文化座谈会在省委党校召开,出席人员有广东省政府特聘参事、广东省珠江文化研究会创会会长、广东省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开发项目组组长、中山大学教授、享受国务院津贴专家黄伟宗;省委党校教授黄泽才;广东省江夏文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黄乐庆;省江夏文化研究中心理事会执行会长黄秉峰,秘书长黄泉章;怀集县六祖禅院主持释衍梅法师等。

孔子、孟子所在的春秋战国时期,那个时期是司马迁《史记》记载两百多年的战乱年代,想想所处那个年代的老百姓,该是怎样一个水深火热的生活。

《易经》讲占卦的方法是:准备好五十根蓍草,取出其中的一根放到一旁,实际使用的是那剩下的四十九根。这叫做“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

本文为中山大学黄伟宗撰写《珠江文化的哲圣——惠能》

史称春秋无义战,就是说:那是一个极其功利的年代;失去道德的年代。就是孔子眼里,礼崩乐坏的一个时代。也就是说从黎民百姓,到诸侯君主,大家只讲利益,不讲道德。

这是一种古意盎然的做法,它与最近两千年的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不相符合。这一做法不是开门见山,不是单刀直入,它的实质是反效率主义的,也就是非急功近利的。著名的商鞅为了培养自己在秦国老百姓中的信誉,不惜牺牲公平原则,诡诈地搞出了一个“五十金”的把戏,这个把戏的实质是速成,是急功近利,也就是“从容不迫”的反面。

珠江文化的哲圣——惠能

在春秋战国二百多年里,“弑君三十二,亡国五十六。”当我们今天以站着说话不腰疼的立场,说孔夫子迂腐不灵时。试想,将你处于那个时代。各国诸侯不懂得培育道德,各各急功近利,人与人互相没有信任,有的只是利用和迫害。孟子见梁惠王时说:“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路有饿殍而不知发。”这是圣人看到当时的社会现象,我们的亚圣孟子他心痛呀!再加上诸侯之间为了蝇头小利,不时大动干戈,生灵涂炭。那些每天提心吊胆,处在死亡线上的老百姓,他会说孔孟的理想迂腐不灵吗?

中国历史上“孔孟”并称,孔子和孟子其实体现了两种迥然不同的精神气质。孔子从容不迫,其人格理想是略微高于小人的君子。对于孟子来说,成为君子不过瘾,而是想成为圣人,而且是想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就成为“上下与天地同流”的圣人。孟子之学乃是“圣人速成法”。

中山大学 黄伟宗

的确以常人功利心的角度,孔孟的坚持好像有那么一些冥顽。如果你说孔子不懂用兵,孟子不懂变通,你就错了,他们不是不懂,而是不屑那样去做。圣人生前都是不待见和贫穷的,孔子是,孟子也是,因为他们是真正人道主义的坚持者。不是那些只为一己私人功利追求的常人,他们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圣人。

禅宗被今天的学者称之为“中国化了的佛教”。这是一种笼统的说法,明确的说法应该是“心浮气躁化了的佛教”——禅宗的理想是赶快“见性”,一“见性”就立地成佛了。禅宗是一种“快速成佛法”。

引言

老子说:“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后而义,失义后而以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庄子》是最继承和发扬《老子》精神的着作。庄周也是那个年代最讨厌那些用政治手段,假借忠信之名作乱,只为获得一己私欲的诸侯大夫。因为那个只讲利益不讲道德的时代,遭殃最多的当然是无辜百姓。一将成名万骷髅,那一万个骷髅不是人民子弟兵,又能是什么?

一种文化缺少了从容不迫,其中的人民就会表现出疯疯癫癫。秦国战士的疯疯癫癫体现为杀人杀红了眼,唐宋禅师们的疯疯癫癫体现为古怪离奇的言行,在“超英赶美”的号召之下,“大跃进”时代的中国人的疯疯癫癫,则体现为违背常识的一哄而上。今天的中国人表现出来的疯疯癫癫大概是无以复加了,但大多数的疯疯癫癫最终都指向一点——“效率就是生命”。

著名清末大学者梁启超有言:中国传统文化“实以南北中分天下,北派之魁厥为孔子,南派之魁厥为老子,孔子之见排于南,犹如老子之见排于北也。”从这段话可见,梁启超是早已发现中国古代文化是有地域差异的。如果说梁启超所指的“北派”是指黄河文化;其所称的“南派”,实则是指长江文化的话,那么,梁启越似乎忽略了哺育他成长的珠江文化的存在,或者说,将其与长江文化混同并概含于“南派”的概念之中。这是不公平、不确切的。造成梁启超有此疏忽的原因之一,恐怕在于他找到了黄河文化的传统领袖孔子,找到了长江文化的传统领袖老子,却一时尚未找到珠江文化也有其古代领袖,这就是佛教禅宗六祖惠能。确切些说,应当称惠能是珠江文化的古代哲圣。

南怀瑾在讲《庄子》一书时说过:“《庄子》好多地方表面上看是在骂孔子,实际他是捧孔子捧得最厉害的第一人,这是《庄子》所体现的一种文学手段。”

庄子似乎浑身上下都透出从容不迫。这十有八九与庄子对宇宙的洞察有关。庄子发现,这个世界是可信赖的,因为万物都有固定的结构,这就为职业的存在提供了可能,而人通过职业可以谋生,而且得到满足和自由感——这是“庖丁解牛”故事展示的道理。

惠能不仅是佛教禅宗派的六祖,是佛教的一位大师和领袖,而且是中国禅学文化的创始人,是中国和世界思想史、哲学史上有重要地位的思想家、哲学家。特别是,他创始的禅学文化,典型地体现了珠江文化的传统特质,尤其是在中古兴旺时期的思想文化意识,体现了珠江文化在古代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标志着珠江文化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的明显区别,创造了与孔子的儒学、老子的道学并驾齐驱、广传天下的一套完整哲学——禅学。

其实古今圣贤无论你如何谈道,真正的民生大计才是最直接的上上之道,孔子谈民生,孟子更直接的谈民生大计。几千年前那个封建制时代,孟子就提出“养生丧死”这样的民生大计,社会最起码的一个保障;老有所养、少有所育,病有所医。主张这样的社会保障,敢问这是迂腐思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