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永贞革新到鸦片战争——简叙我国治理体系的几次变革,马克思曾经这样说到他自己所处的时代、说到那个时代的

 宗教文化     |      2020-01-20 18:07

    原标题:从永贞革新到鸦片战争——简叙我国治理体系的几次变革

一、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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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从公元805年的“永贞革新”说起,讲中国传统治理体系现代转化这个问题,介绍我国历史上几位杰出的政治家和他们的著作。

现在交在读者手上的第三版,主要对原书的理论部分做了增订。特别是,下篇的第四节、第五节中,原来只是略略提到的许多论点,现在都作了进一步的阐述。

韩毓海   谢韫  

韩毓海  

司马光生活的时代去五代之乱不远,唐末藩镇割据所造成的巨大灾难对他刺激尤深,所以《资治通鉴》从春秋“尊王抑诸侯”的议论开篇,这当然是很不错的。遭逢天下大乱之后,对于“稳定比动乱好、统一比分裂好”这番简单的道理,司马光是懂得的。

    “永贞革新”与《封建论》

如同对待马克思和列宁一样,康德、黑格尔、康有为的着作,今天已被当作了十分古旧的知识,人们怀疑它们与现实究竟有何关系、还能派上何等用场。实际上,这种怀疑,是从这些着作诞生伊始就存在着的。例如,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非但一直被批评为“文字粗拙晦涩、令人无法了解”,文德尔班甚至这样说过:“能了解精神现象学的那一代人早已死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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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却由此进一步得出一个结论,这就是国家选拔人才,如果找不到“圣人”、“君子”,那么与其用能人,不如用“愚人”,与其用强人,不如用“弱人”。也就是说,与其用能办事的刚健有为之士,不如用“庸人”。庸人有个好处,就是他虽不能办事,但也不会生事,他虽不“为人民服务”,但也不至于扰民,如此政权才会稳定,天下才会永远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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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资料图)

在实用主义的时代,像一切不能直接变成钱的东西一样,人们普遍地怀疑“理论”的价值、“理论”的用处,这本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当年的左文襄公曾经感慨说:“今之农者,亦如今之学者,欲速见小,自误以误人。吾三十以后,读书渐多,阅世渐深,知区区之存于心中,自以为是者,仅足以仿当今无足指数之人,而于古之狂狷尚未逮也。” 这些话若换成今天通俗的说法就是:所谓实用主义学风,便是“小农经济”在思想、学术领域中的反映。它的表现,也就是左宗棠所说的“欲速见小,自误误人”,更进一步说,它使得我们的发展没有坚实的基础、长远的眼光和持续的内在动力,更使得我们日渐丧失了“理论”这个改造世界的有力武器。

  

  

他在通鉴开篇就这样议论说:

    首先是柳宗元的《封建论》。

马克思曾经这样说到他自己所处的时代、说到那个时代的德国:“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除了现代的灾难而外,压迫我们的还有许多遗留下来的灾难”,“不仅活人使我们受苦,而且死人也使我们受苦。死人抓住了活人!” ――实际上,马克思所说的,也就是我们的时代和我们当下的处境:今天,不仅肆虐全球的资本主义大危机使我们受苦,而且,旧的生产方式、旧的发展方式同样也深深地束缚着我们、使我们受苦。马克思的时代,其实离我们并不那么遥远,而上述那些被判为“古旧”的知识、那些“古之狂狷”者――康德、马克思、康有为,他们的写作所针对的,实际上也便是我们的现实,他们能够告诉我们的,比当下的时尚宣传所能给予我们的,要多得多。

   【核心提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概念自问世以来,产生广泛深远的影响,可以说是当代中国改革的指针与终极目标。考虑到作为中国历史积累与当代发展环境,复杂性特色恐怕是最基本特征。其实,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并非是现代社会的专利。在人类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中,在中西各国政权巩固建设实践中,治理体系与能力都是核心关键词。特别是唐朝中后期的“永贞革新”、北宋神宗时期的王安石变法、南宋叶适对时政的思考与针砭建议等,都鲜明地烙上了中央政府提高治理体系现代化与完善提高治理能力的底色。虽然成败不同,但都是后人值得总结反思的宝贵实践。

  引言

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则?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挟才以为善者,善无不至矣;挟才以为恶者,恶亦无不至矣。愚者虽欲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胜,比如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决其暴,其害岂不多哉!—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于颠沛者多矣,岂特智伯哉!故为国家者苟能审于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后,又何失人之足患哉!

    《封建论》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讨论中国的政治与治理,第一要务就是统一和分裂。陷国家于分裂,那是最大的失政。

今天的人们似乎已经忘记了:正是康德第一个指出,英国人率先发明的“战争国债”和战争金融制度,乃是现代欧洲思想错误的结果、是西方思维最大的失误;而黑格尔则认为:推动现代西方世界发展的两个真正动力,无非是战争与财富;尼采更一针见血地断言:“债务关系”,乃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正是马克思指出:在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之后,一切旧的经济学实际上都已经死亡了,因此,从今往后,我们需要一种完全不同的经济学;而列宁认为:金融垄断和跨国公司的垄断是20世纪世界经济的主要特征;康有为则第一个提出了“大同”、“小康”之辩,他说:未来的“大同社会”,必定是以劳动者为主体,以科技、思想和知识创新为动力的社会,必然是“劳动社会”和“创新型社会”。

  

  

在司马光看来,秦的制度就是尽用“强人”和功利“小人”的“暴政”,秦之失,恰恰就在于“强”,因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必然扰民、病民,与民争利。但是,我们一定要记住,司马光这里所说的“民”,绝不是指普通老百姓,其实王利器先生早就指出过,司马光这里的民特指“富民”,“甚至是封建性和地方性的土豪劣绅”。司马光站在乡绅的立场上,他是希望国家与乡绅分权,即地方由乡绅按照乡规民约来治理,而国家官员们只要用诗词歌赋养养心,不要多事就好了,因此,他转而追求一个立足于地方分权的“弱政治”和“弱制度”。

    柳宗元是在安史之乱后,藩镇尾大不掉的背景下讨论这个问题的。中国的统一自秦开始,问题是:秦与隋如此富强,为何这两朝如此短暂?汉和唐则不然,这里的原因是什么?中国为什么自秦以来还是反复地经过战乱和分裂呢?

这些被判为古旧的知识、这些晦涩的理论,恰恰是今天我们认识、改造现存世界的最有力武器。

   中国是超大型后发国家,复杂性特征可以说是贯穿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个大的宏观背景。虽说现在在国际格局和世界经济体系中排名靠前,但也不能否认,我们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还需要大幅度提升,以应对日趋复杂的现实环境。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社会各届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理解领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学习活动。比较全面地阐释治理思想的是2014年2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会上的讲话。讲话收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当中,题目为“不断提高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

  新中国诞生伊始,中国是世界上最贫困落后的国家(人均GDP排名第134位)[2],婴儿死亡率高达200‰[3],人均寿命只有35岁左右[4],成人文盲率高达80%[5]。?

司马光所追求的“分权”是不是民主呢?不是的。分权的前提就是承认特权,所谓分权,也就是说必须给特权阶层留下特权之余地。用司马光的理论来说,庸人和笨蛋当官便有一个好处,就是他即使不与特权阶层沆瀣一气,但也绝不至于去动他们的奶酪,即使他想动,也如“乳狗搏人”,最终必为特权阶层所制。

    国家的统一,必须建立在财政和税收统一的基础上,只有这样,行政的统一才有保障,这是“永贞革新”直面的问题,是这场改革的实质所在。

本书第一版面世不久,就有学者希望我谈谈“理论叙述”与现实、历史叙述的关系问题。因为在一些读者看来,本书的“上篇”以历史和现实的叙述为主体,而“下篇”则似乎更为侧重于“理论”。而对这个问题,其实再也没有人比马克思阐述得更好了。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他便深刻地谈到了究竟应该怎样对待“理论”这个问题。马克思谈到了黑格尔的辩证法,谈到了这个有史以来最大的“理论狂人”,他这样说:在黑格尔那里,理论“是现实事物的造物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与黑格尔不同,马克思自己则是把理论当作“材料”――或者更直率地说,就是“生产资料”。马克思说:“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索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

   总书记是从宽阔的历史视野来看治理问题的。他说我们的治理经验有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西方社会的治理经验;第二个部分是我们中国几千年来的治理经验;第三个部分是社会主义的治理经验。我们应该从这三种治理经验和教训当中,从宽阔的历史视野来理解治理问题。总书记特别谈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之间的关系问题。他说“有一个完善的治理体系,并不意味着就有很强大的治理能力”。反过来说,有强大的治理能力,也未必有完善的治理体系。我们中国几千年来并不是没有一个治理体系。当然,我们对这个治理体系缺乏系统的总结,以至于在日本发生明治维新的时候,日本人倒是比较全面系统地总结了汲取了中国的治理体系。甚至有日本学者坦言,日本的明治维新并不是日本单纯的学习西方的结果,主要是系统的整理和研究中国治理体系的治理经验的结果。

  今天,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6年,中国按实值计算的经济总量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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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780年,安史之乱结束后,唐德宗时代的宰相杨炎提出两税法的改革,它标志着中国第一次有了中央财政预算。以前是需要钱就花,财政税收是个无底洞和一锅糊涂账,有了预算以后,就可以把预算摊派到各个州郡去,更为重要的是,这就可以约束藩镇的横征暴敛。而对老百姓来说,就是夏秋两季收税,谓之两税,“居人之税,秋、夏两征之。其租、调杂徭悉省,皆统于度支”,确立财政预算,这就把度支的地位抬了起来。而与杨炎同朝的转运使刘晏,则推行榷盐法,实行盐的国家专营,只在山西与江淮这两个产盐的地方设置盐官,并负责把盐销售到全国去,这又使得盐官和转运使的地位抬升起来。

与一切“空头理论家”不同,马克思乃是一个在欧洲各地流亡、没有“绿卡”的“知识民工”,正如建筑工人的劳动离不开建筑材料一样,知识劳动也离不开特定的“材料”,马克思反对将理论神秘化、反对理论的垄断、反对“现实世界是理论和思维的产物”那种装神弄鬼、颠三倒四的说法,而是平实地将理论视为“知识民工”劳动所必须的“材料”;但是,我们同时还要记住:马克思更反对“束书不观”的玄想、更鄙弃那种离开理论、离开知识材料,直接“从客观现实”出发的幼稚的“唯物主义”思想贫困。

   我们在1840年以前,并不是没有治理体系,而是缺乏对这个治理体系的总结。同时,在晚清的条件下,这个治理体系没有转化为治理能力。反过来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90多年的奋斗当中表现出了强大的治理能力,驾驭战争的能力、驾驭经济的能力。但是,我们现在是否形成了有效的治理体系呢?

  莫里斯·迈斯纳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绝大部分历程中,中共遭遇的是最为恶劣的国际封锁,但在1952—1978年的25年间,中国却是世界上现代化速度最快的国家,国民收入(以不变价格计算)增加了4倍,自1952年至1972年,每10年的经济增长率达到64.5%,大大超过了德国、日本和苏联在发展高峰期的增长速度。[7]?

在司马光的政治对立面王安石看来,宋代积弱的根源,恰恰在于其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出了大问题,宋的制度,从根本上违背了秦以来的“先王之制”。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王安石指出,宋的官员选拔机制是完全非理性和无效率的,因为它的“选拔标准”是把选拔庸人作为目的,从而不可避免地把说假话、废话和空话以及写大块文章作为选拔干部的标准,而把财政、税收、司法和军事能力视为危险的歪门邪道,而如此选出来的一定是一大批废物。这种以选拔“庸人”为标准的制度,得到的只能是等而下之的坏人。

    唐代制度的核心“三省”,即中书、门下和尚书,是一个类似于“三权分立”的贵族制度,而德宗时代的改革,则使得度支、转运和盐铁这三个部门的地位迅速上升,这就是以国家的经济集权,代替了原来的贵族制度。到了后唐的李嗣源,正式确立了以户部、度支和盐铁为核心的“三司”制度,宋代则延续了这个制度。

在马克思那里,作为知识工作“材料”的“理论”,不过是物质存在的一种特殊形式,或者说:物质的世界凝结为知识的材料;物质世界的运动,则造成了这些材料不同的发展形式、造成了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正如只有通过树的“年轮”才能去了解一棵大树成长的轨迹一样,马克思说:“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

   习总书记在北大跟师生座谈时候出一个问题,他说“长期领先于世界的中国,为什么会在鸦片战争以后陷入了积贫积弱?”原因是什么?他当时说“看来,我们的治理体系不仅仅是在清朝的中后期出现了问题,恐怕在明代,1500年左右就发生了大的问题。鸦片战争只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接着他就问林毅夫教授,“毅夫老师,你觉得是这样吗?”林老师就说,“我当然觉得是这样”。总书记接着问:“你认为这里的原因是什么?”其实,对于这个问题,总书记心里是有答案的。在不久之后给院士的讲话中,他从某种角度回答了这个问题。

  阿玛蒂亚·森的研究显示:新中国遭遇的国际封锁和压力,比几乎同时独立建国的印度要大得多,但在1952—1978年,中国比印度少死了一亿人口,而这不过是中共创造的诸多奇迹之一。?

南宋的叶适则在《外稾》中感叹说:秦所选之官,皆为“强人”,而宋所选之官,则皆为“废人”。宋根本没有资格批判和嘲笑秦,因为“秦之失在于强,而今之失,则在于弱矣”。

    以“三司”代替“三省”,标志着中国由从徭役制国家向赋税制、预算制国家的转变,这是一种具有现代意义的转变,是中国传统治理体系的大转变。

而这就是马克思的辩证法,即我们所说的辩证唯物主义。

   同时,总书记所谈的治理固然是政治、经济、财政、司法,但绝不仅仅是这几方面。因为他理解的治理还包括了“治心”的问题。他在今年两会期间,在贵州代表团讨论的时候,讲到王阳明。这不是他第一次讲王阳明。他在贵州视察的时候,就跟贵州大学的师生讲王阳明,讲“治世容易治心难”。总书记经常说,功成不必在我,我们在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当中,前赴后继地前进,一切的行动和作为都不是为了个人逞能,都不是为了邀名,不是为了扮演改革家,而是为了从中华民族两个一百年的长远利益来打算此时此刻的行动。我们每一个选择都是艰难的痛苦的选择。只有从这两个一百年和宽阔的历史视野的角度考虑问题,才能做到我心光明,才能放下这些改革与反改革、成功与失败,才能够勇敢地前进。

  出身于国民党的历史学家黄仁宇承认:中共毫无疑问“创造了历史奇迹”,而黄将这种奇迹归结为:近代中国遭遇的是高度险恶的历史环境,即“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而中共必须以非常的手段,方才有希望成功应对这种“非常的环境”。

斯坦福大学历史教授伊恩·莫里斯在他的巨着《西方将主宰多久》中说,治理国家有两种方式:高端战略和低端战略。所谓高端战略,就是依靠国家税收,雇佣职业官员治国理政;所谓低端战略,就是不依靠统一的国家税收养职业化的官僚,而是依靠地方贵族自治,甚至让他们在自己的领地里建立军队,只要他们能够召之即来,那么国家就不必支付军队的费用,并用税收来维持一个中央政府。

    “永贞革新”发生在唐顺宗的永贞元年,也就是公元805年。这场改革的实质,就是把藩镇的财权和税权收归中央,把上述变革,以制度的形式确立下来。

正如大树的年轮一样,理论是物质世界的一种存在形式,所谓理论,只不过是以抽象的形式存在着的物质世界。凝练的理论,则如短刀出鞘,是开启物质世界运动的钥匙。因此,为了探索中国道路,我们必须全面地批判和继承既有的人类思想遗产,必须像马克思那样,将这些理论遗产,理解为特定的“物质形式”,将理论打造成建筑未来新世界大厦的“材料”,锻造为通向未来道路的铺路石。或者说――必须像当年的毛泽东那样,将哲学和理论,锻造为人民群众改造世界的有力武器。 图片 6

  

  他说:“毛泽东恰是这样非凡的人物,在异常的时代,以非常的手段去对抗反常的局势。”[8]?

在莫里斯看来,从公元前1000年起,东西方都逐步发生了从“低端战略”向着“高端战略”的制度演进。用中国话来说,就是从“封建”向着“郡县”的制度演进,在东方,这一制度的飞跃是以秦的统一为标志,而在西方,则是以罗马帝国的形成为标志。

    唐顺宗是个残疾皇帝,顺宗失音,不能决事。他的国家大事由王叔文和王伾两个人决定。这两个人是翰林学士,都是做户部和度支起来的。围绕着他们形成了一批从财政、商业和产业角度思考治理问题的官员,柳宗元和刘禹锡也在“永贞革新”的集团里。柳宗元在朝廷里做监察御史,吏部侍郎,类似于纪委的工作。刘禹锡做的是盐铁转运的工作,刘晏行榷盐法以来,盐铁是国有企业,好比今天的“两桶油”。这些改革者认为,唐顺宗虽然身体不好,失音,不能理政,可是他并不糊涂,应该支持他。

二、破题

   改革内在逻辑:既不能虚言耸动领导,也不能一味迎合民众

  为费正清称道不已的“伟大的中国革命”[9],有着极其丰富的内涵,它绝不仅仅指推翻三座大山的斗争,因为邓小平将改革也称为“一场革命”。中国共产党人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当作了自己的日常工作伦理,使中国共产党人不得不始终诉诸“非常性的手段与创造性的实践”。

莫里斯说,中华文明第一次开始领先世界,就是从秦始皇开始,因为秦比罗马更早完成了从低端战略向高端战略的制度飞跃,正是在此基础上,中华文明最终在隋唐时代超越了西方。但是,从宋代开始,士大夫阶层的君子与小人、事功与义理争辩乃至新旧党争,对中华文明的命运产生了重大影响,至今回响不绝。

    顺宗退位后,柳宗元被放逐到永州,写了著名的《封建论》,他提出:秦朝崩溃的原因“在治不在政”。政治体制是好的,是统一的制度,但治理方式是错的,仅靠秦始皇和官员的勤政不能保证统一,如果国家没有财政预算,仅凭徭役制度,勤政就会变成“苛政”。

长期领先于世界的中国,为什么在19世纪走向衰败和落伍?长期战乱分裂的欧洲,为什么会在19世纪后超越中国、领先世界?――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课题,在世界学术界,它被称为“李约瑟之谜” 。而本书的基本目标之一,便是以上述辩证唯物主义方法,去回应这一课题。

   我们党在历史上,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的所有决策,都不是依据十全十美的“先王之道”。相反,可以说是艰难而痛苦的选择。我们的每一次决议、每一次抉择都不能说是十全十美的。因此,一个真正的负责任的领导,在给决策者进言的时候,起码要把两面都说到,不要把事情说得天花乱坠,打保票。因为最后的结果往往出乎意料之外。

  而所谓创造性的实践,在当下的语境里,更多地被称为“创新”——思想、体制的全面创新。?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读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就必须带有清醒的批判眼光。

    汉代州郡的财政供给是国家,但封国诸侯有财政和军事裁度权,所以,汉代只有封国才敢造反。

许多杰出的学者已在破解这个谜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如麦迪逊的《世界经济千年史》(The World Economy: A Millennial Perspective),以及伊懋可关于“高度平衡陷阱”的重要论断(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按照麦迪逊的统计:中国经济在公元一千年里一直保持持续增长,并在1820年左右达到了世界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一 ;但是,尽管如此,中国经济的增长却一直是依靠不断增加劳动力投入而维持的,而1500年之后,西方的增长则主要是依靠技术、生产方式的创新来实现的。如果说西方1500年之后的增长,体现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的话,那么观察同时期的中国,却会发现:经济增长伴随的乃是劳动生产率的下降,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人口很少的西方却创造了越来越多的财富,并最后超越了中国。

   清初大儒王夫之《读通鉴论》曾系统地评论这类现象,他以王安石为例。他说王安石这个人是一个妄人,此人最大的缺点是不实事求是。宋神宗问他“您看我什么时候才能够效法和模仿唐太宗呢?”王安石回答说“皇上,您怎么能这么想呢?您比唐太宗强太多了,您应该效仿尧舜禹汤”,这个话就是典型的忽悠领导。他为了推行他的主张,为了推行他的学说,不惜说假话。当时虽然宋朝立国已经一百多年了,可是神宗还是个20多岁的年轻人,极想有为,而对这样一个没有多少政治经验的年轻人,是不能采用忽悠的办法的。

  今天,共产党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党心涣散、人心涣散、思想文化领导权失落都更深刻地威胁着具有90年光辉历史的、战斗的中国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