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的上海书展与40年前相比新葡萄京娱乐场手机版:,光明文学遗产研究院

 宗教文化     |      2020-02-14 16:14

  日前,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办的《文学遗产》创刊60周年纪念大会在北京举行。百余名学者齐聚一堂,叙述着自己与这份学术杂志的深厚情感与渊源。

1979年,叶嘉莹从北京至天津,南开大学诸教师在车站迎接。资料图片日前,在《文学遗产》编辑部主办的改革开放40年古代文学研究座谈会上,北京大学教授葛晓音讲起自己的一次经历:几年前的上海书展与40年前相比,如今的中国人有了更多获取知识、了解信息的渠道,但随着文化积累日渐深厚,作为读者、听者的大众正在走向成熟。

自1954年创刊以来,迄今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刊已经出版了900多期,发表了大量有影响力的学术论文,文章内容涵盖面广、学术性强、转载率高,并且拥有全国古代文学研究最广泛的读者群。《文学遗产》专刊的出版,对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普及与提高,对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树立文化自信,都有积极的推动意义。为了进一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北京语言大学光明文学遗产研究院日前在北京召开了专家座谈会,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一线学者及部分光明文学遗产研究院专家委员会成员与会。她建议:“我们能不能尝试举办系列性的海外中国学视域中的文学遗产研究,让海外从事中国学研究的学者发出声音,增加海外中国学视域中的文学遗产研究。

时间:2015年12月27日 地点:北京语言大学光明文学遗产研究院

  《文学遗产》作为我国唯一的古典文学研究专业刊物,创刊于1954年,最初为《光明日报》专刊,1963年休刊,至1980年复刊后改为独立期刊,归属于社科院文学所。据主办方介绍,古代文学研究界的老一辈知名学者,几乎都在《文学遗产》上发表过文章,目前活跃在第一线的中青年学者,也多与《文学遗产》有着深厚的文字因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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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刊创刊于1954年,如果算上将于2015年12月31日出版的第12期,合计已经有844期了。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刊培养并影响了几代学者和读者,为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从起初一家报纸副刊到如今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名刊,《文学遗产》缘何受到业界学者的一致好评,在传播以古典文学为载体的传统文化方面发挥着哪些重要作用等成为与会学者所热议的话题。

日前,在《文学遗产》编辑部主办的改革开放40年古代文学研究座谈会上,北京大学教授葛晓音讲起自己的一次经历:几年前的上海书展,她应邀以《古典诗词的文化意蕴》为题进行讲座。虽然讲座题目中正温和,但热情、懂行的读者早早就领光了入场券,还有几位没抢到票的上海亲戚向她诉苦。讲座现场,听众坐得满满当当,不少是弄堂里的阿公阿婆,年轻人大多也是普通市民,他们都听得津津有味。

自1954年创刊以来,迄今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刊已经出版了900多期,发表了大量有影响力的学术论文,文章内容涵盖面广、学术性强、转载率高,并且拥有全国古代文学研究最广泛的读者群。《文学遗产》专刊的出版,对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普及与提高,对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树立文化自信,都有积极的推动意义。为了进一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北京语言大学光明文学遗产研究院日前在北京召开了专家座谈会,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一线学者及部分光明文学遗产研究院专家委员会成员与会。专家们各抒己见,共同为办好《文学遗产》专刊献计献策,提出了许多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2015年初,光明日报《文学遗产》在停办7年后复刊,同时也恢复了专家办刊的传统。为此,光明日报社和北京语言大学联合共建“光明文学遗产研究院”,作为《文学遗产》专刊的学术支持单位和编辑平台。研究院成立了专家委员会,为专刊提供指导,同时每期专刊的主编也于委员会中轮流产生。

  古典文学的“常青树”

与40年前相比,如今的中国人有了更多获取知识、了解信息的渠道,但随着文化积累日渐深厚,作为读者、听者的大众正在走向成熟,纯正的学术、高雅的文化越来越有市场。同时走向成熟的,还有学人与学术。40年来,既有学人埋首书斋,抽丝剥茧,揭示那些千百年传诵不绝的古诗文、戏曲、小说的魅力,也有学人担起文化传播的重任,让诗、骚、李、杜、韩、柳、欧、苏成为联通古人与今人的精神纽带,成为凝聚全体中华儿女的文化家园。

复刊一年来,我们遵循“跟踪学术前沿,引领学术风气,回应社会关切,促进学术发展”的办刊宗旨,策划选题,组织稿件。对于我们的工作,学术界和广大读者给予了积极评价。

  评价一本刊物的学术影响力,并不取决于时下所流行的引用率、退稿率之类的数字,而主要看它在海内外专家学者心目中的地位。正如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教授葛晓音所言,《文学遗产》“见证了几代学人的成长和衰老,我们也见证了她的成就和辉煌”。已年过八旬的九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华书局原总编辑傅璇琮说,自1956年在《文学遗产》上发表他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关于宋元南戏的几点理解》开始,就一直与其主办方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保持着密切联系,并有过多次学术合作,在学术界都产生了较好影响。《文学遗产》还是培植国内古典文学研究学术后继的园地,中华书局原编审、古籍整理专家程毅中作为最早的读者与作者表示,他所在班级的好几位同学当时都成为《文学遗产》的作者和通讯员。葛晓音回忆第一次与《文学遗产》结缘的经历时说,“我的第一篇论文是在《文学遗产》复刊号上发表的,当时在‘文革’中积压了大量前辈专家的成果,但复刊号却挤出版面容纳了一个在读硕士研究生的文章。”

1.回归舞台,延续学术薪火

2015年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刊复刊,同时恢复了光明日报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的专家办报传统。光明日报社与北京语言大学联合成立了“光明文学遗产研究院”,作为《文学遗产》专刊的编辑平台,并聘请了一百多位古代文学研究专家担任专家委员会委员,轮流担任《文学遗产》专刊主编。2017年,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刊共出版43期,发表了126位作者的125篇文章,有23位专家委员会成员担任了主编。此外,还组织了四次学术对话,其中的两篇对话已经出版,还有两篇对话正在整理过程中。

2016年,《文学遗产》专刊将增加为每月两期,任务和责任都加大了。今天邀请各位来,就是请大家对如何办好2016年《文学遗产》专刊提出指导意见。

  在海外,《文学遗产》也一直被视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水平仪。葛晓音举例指出,在日本东京大学的古籍研究中心阅览室中,供师生随时翻阅的中文文学期刊主要就有《文学遗产》,日本已故著名学者松浦友久长期订阅《文学遗产》,每一本刊物上都被画满了红蓝杠杠。

曾经,古代文学被视作学术的禁区,少人问及。改革开放,禁锢破除,《文学评论》《文学遗产》等杂志陆续复刊、创刊,《全宋诗》《全元戏曲》《古本小说丛刊》等大型古代文学典籍启动编纂,《唐诗鉴赏辞典》《唐宋词鉴赏辞典》等普及读物风靡一时,古代文学又回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古代文学研究又堂堂正正登上了学术舞台。

北京语言大学校长助理张旺熹教授在致辞中表示,三年来,在光明日报社的领导下,在包括各位专家和作者的热情支持下,我们充分发挥了媒体和大学的优势,力图对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存在的一些具有全局性的重大问题进行系统梳理,以树立文化自信、建立中国文学本位的文学史观为主要目标,积极推进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促进中华传统文化的对外传播。

  《文学遗产》之所以受到海内外老中青一代代学者的青睐,是与其坚持平等公正的学术风气分不开的。熟知《文学遗产》编审流程的葛晓音说道,从编辑部到专家审稿始终坚持以创新、求实、严谨为标准,不受歪风邪气的干扰,从而形成了一道无形的防火墙。北京大学教授费振刚则希望《文学遗产》的这种做法为学术期刊树立正气,发挥影响,使学术环境更加健康。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廖奔说,在社会对古典文学的热情从全民投入降低到大学从业者的职业需要的大背景下,《文学遗产》能够长期坚持老一辈学者的学术立场和原则,坚持学术公器的面貌,俨然守护古典文学精神的学人们的旗帜。中华书局总编辑顾青用“悬格甚高,守土甚严”八字来形容《文学遗产》的精神与品格,“‘悬格甚高’保证了《文学遗产》杂志的质量,一直是这一领域的翘楚,以此树立了品牌;‘守土甚严’指的是60年始终坚守古代文学这一发表阵地,不变初心,不改初衷。”他认为,这是其生存发展、长治久安的基石。

1979年,在海外漂泊了30年的学者叶嘉莹,回国到南开大学讲学。“白昼谈诗夜讲词,诸生与我共成痴。临歧一课浑难罢,直到深宵夜角吹。”这首绝句是她对当时授课情景的记述。白天讲汉魏南北朝诗,晚上讲唐宋词,让如饥似渴的学子眼界大开。南开大学中文系“77级”本科生、如今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刘跃进,当年就是其中的一员。

与会专家认为,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刊复刊以来,三年期间,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工作量与学者的参与度稳步上升。我们一直在内容与表现方式上做探索。专家办报的形式,最大限度地实现了《文学遗产》专刊贴近读者、贴近学者、贴近学术、贴近学术前沿的目标,保证了《文学遗产》专刊学术性和现实性的统一,作者与编者的统一,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刊“凝聚了古代文学界各位专家的心血和对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刊的支持与期待”。

李宇明:年终岁末,北京语言大学聚集了这么多我们国家最优秀的文化学者,共同探讨《文学遗产》专刊的办刊问题,我作为会议主办方,非常激动。

  此外,《文学遗产》的“常青”也与其坚守学术创新的品质密切相关。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文学遗产》原主编徐公持表示,《文学遗产》创新表现之一便是发挥学术个性,“缺少了学术个性,只能带来平庸,何来的创新?”此外,他认为,真正有意义有价值的创新还应体现科学的精神,以求实为基础,并符合道德的规范,“文学遗产一贯重视‘文德’,‘乐只君子,德音是茂’,这是她广受学界同仁尊重的要因。”

“改革开放伊始,从海外归来的叶嘉莹先生借鉴国外文艺理论,细腻地分析传统文学艺术特色;在北京大学,袁行霈先生把研究重点集中到‘中国诗歌艺术研究’这一主题上。”刘跃进说,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古代文学研究刚刚摆脱机械僵化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束缚,艺术分析成为一个学术热点,叶嘉莹、袁行霈等中年学者的著述,给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注入了一股清泉,“1980年,同样正当盛年的傅璇琮出版了《唐代诗人丛考》,又让很多青年人看到传统学问的魅力所在。”

现在的中国正在认真地看两幅地图,一幅是世界地图,一幅是中国历史文化地图。我们要考虑,在新的世界一体化过程中,中国有什么样的思想和理念能够带给世界。“一带一路”由54个国家来共同推动,是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但现在看起来,它还只是我们思考的第一步。推进中国和中东欧、非洲、南美的合作,显然是中国人站在世界地图前认真思考世界该怎么办、中国该怎么办的问题。此时离不开第二幅地图,就是中国历史文化的地图。中国要走向世界,不可能这样空手走出去。在世界历史上,英国人的世界化,是使用人才、语言和政权等手段成功地建立了日不落大帝国;以美国为代表的二战之后的世界化,是靠经济、军事以及科技文化等手段得以成功。现在世界想听听中国有什么办法来进行全球治理。

  传统文化的“传播者”

中年学者硕果频出,老一辈学者也打开书箧,潜心整理旧稿,奋力撰著新作,争分夺秒弥补学术年华。1979年,84岁的复旦大学教授朱东润撰写的《梅尧臣传》出版,此后直至1988年去世,他又出版了《杜甫叙论》《陈子龙及其时代》等多部著作。1980年,67岁的南京大学教授程千帆撰写的《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出版,此时距离他最初动笔写作此书,已过去了30多年。1982年,85岁的扬州师范学院教授任半塘出版了《唐声诗》;1984年,83岁的杭州大学教授姜亮夫出版了《楚辞通故》;1987年,83岁的四川大学教授缪钺与叶嘉莹合作的《灵谿词说》问世……

与会学者对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的办刊历史与特色进行了回顾。

怎么样去看世界地图,有赖于我们对自己的历史文化地图的看法。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当中能不能寻找到既能代表中华文化又能对世界有意义的内容?“和而不同”的理念是我们最先提出的,而“和”并不意味着都“和”西方一致,都用西方的标准去“和”,要讲究“和而不同”。“天人合一”“和而不同”这些中华文化的传统理念可能会对未来的世界治理发挥重要作用。

  在创刊纪念大会的背景板上,“三千年文学遗产,六十载学界情缘”的题词赫然映入眼帘,无疑道出了《文学遗产》的文化使命。《文学遗产》于60年中,卓然挺立于学界之林,传播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学知识。那么,如何让优秀传统文化薪火相传、历久弥新,始终为国人提供精神支撑和心灵慰藉?如何让传统经典嵌在脑子里,融入血脉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培林表示,《文学遗产》应该有一种自觉的历史担当和社会责任感,给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只要《文学遗产》站在时代高度,以科学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古典文学,并在专业化的学术研究中保持家国情怀和服务社会主义大局的意识,它就一定能够在中华民族文化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老一辈学者再回学术现场,他们不仅专心著述,也走上讲台,倾囊相授,延续学术的薪火。他们的弟子很快成为学术界的中坚力量。

内蒙古大学高建新教授回忆说:“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开始收集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专刊,现在搬了几次家,很多书都淘汰了,两沓《文学遗产》专刊剪报始终是我的案头书,我写文章都要翻一下。它的可读性很强,读起来非常亲切,每次都受益匪浅。”辽宁大学许志刚教授从自身经历出发,讲述了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刊对他的启发:“记得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我还在上中学,就喜欢在报栏上看报纸,特别是看《文学遗产》的文章。《文学遗产》办得比较活泼、新颖,作者不是板着面孔去写文章,可以说办出了光明日报学术专刊的特点。”

基于这样的情怀,我们不但要继续做好《文学遗产》专刊的编辑工作,还要将北京语言大学光明文学遗产研究院建设成为国际一流的研究机构,积极推进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将我们的文学遗产和文化遗产发扬光大,服务于全人类。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党委书记、《文学遗产》主编刘跃进指出,60年的研究实践证明,古代文学研究只有密切关注现实、关注民生、广泛增强社会影响力、切实为党和国家的文化发展战略提供强有力的学术支持,才能更好地实现自身价值,“《文学遗产》将努力推动古代文学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服务于人民。”

“‘改革’的氛围,让我们敢想、敢说、敢写,以发自肺腑的文字解读悠长的古代文学历史。‘开放’的语境,让我们能想、能说、能写,以炯朗清澈的目光审视古往今来的文学文化现象。”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郭英德是启功先生招收的第一位博士,“这40年来,经过我们的老师、我们和我们的学生几代学人的不懈努力,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北京师范大学尚学峰教授说:“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是我非常喜欢的刊物,上世纪八十年代研究生时期常读。它出得快、篇幅短,又有一些学术前沿的文章,读起来很受益,这也正是它的优势。”他认为,《文学遗产》复刊之后发挥了这个优势,在学术前沿、学术讨论中发表了一些具有深度的文章,短小精悍,让人读起来很便捷。“这样就和其他一些出版周期更长的学术刊物不一样了,能吸引广大读者,还具有雅俗共赏的特点。”

李春林:我们今天办《文学遗产》专刊,首先要继承光明日报历史上《文学遗产》专刊的优良传统。过去办《文学遗产》给我们留下许多精神上的遗产,包括办报理念、办报思想、办报办法。

  在具体学术研究实践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陆建德表示,学者们应与周边的各种文化保持一种密切的创造性和互动性,从而推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发展,同时,还应考虑到中国文化的多元性与丰富性,开阔研究视野,才不至于将我们的文化史研究个人化。

上海交通大学杨庆存教授参加了三次专家座谈会,他表示:“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刊等于是我们古典文学界自己‘孕育’的孩子,所以无论是作为读者还是作者,都很感兴趣。《文学遗产》专刊的编辑团队是一个干实事、真干事的团队,不但搭建了这样一个学术交流的平台,而且聚集了一批高水平的学者,我们的学风也恢复到了以前朴实扎实的学风,所以我认为,这样的平台非常好。”他认为这三年的文章有几个特点:第一个是鲜活,很活泼,有一股清新的风气,和别的刊物是不一样的;第二个是新,每篇文章都让人觉得新颖;第三个是学术性,每篇文章都体现了一定深度;第四个是很实,题目的切入点很小,但是材料观点都很实,读了之后能给人一些启发。

第一个继承,是坚持专家办刊。《光明日报》的办报有自己的特色,一般的报纸只有一个主体,就是编辑记者,而《光明日报》是两个主体,编辑记者是一个主体,专家学者是一个主体。《光明日报》最大的读者群是专家学者,最大的作者群是专家学者,最大的报道对象也是专家学者。所以,我们今天办文学遗产专刊,也一定要坚持专家办刊。

  对于《文学遗产》在传播传统文化上的重要性,集读者、作者与编辑三职于一身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刘世德表示,他将会把其所经历的与《文学遗产》有关的事情以回忆录的形式记录下来,“作为未来修史的依据。”

淮阴师范学院许芳红教授认为:“在现在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语境之下,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版承担着弘扬我们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责任。无论是从选题还是文章,都体现了我们办刊者的一种胸怀、眼光和视野。”

第二个继承,是坚持走高端路线。我们这个版上发表的文章一定要代表文学遗产领域的最高水平,一流专家写一流的论文,这是我们这个版的安身立命之处,也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

  (来源:人民政协报)

四川师范大学赵义山教授表示,《文学遗产》专刊应当继续坚持以下四个特点:一是专家办刊的原则,《文学遗产》专刊将各个领域的专家会集到一起,这是应当坚持的;二是各学科各个领域兼顾的原则,小众学科也要关注;三是老中青学者兼顾的原则,老学者的文章对年轻学者有教育作用,青年学者的文章对老学者有启发性;四是古代文学文化研究与学术探讨、后继人才培养相结合的原则,版面可以以专家为主,兼有年轻学者的文章。这是《文学遗产》这几年形成的特色,我们应当继续保持,这也是保证我们专刊生命力的重要条件。

第三个继承,是坚持问题意识,要有学术争鸣。昨天是毛主席诞辰日,毛主席当年对《文学遗产》版是高度关注的。我们在文献研究室查了一下毛主席关于《光明日报》的批示,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跟《文学遗产》版有关系的。比如,刊发的关于陆机《文赋》的文章,毛主席有批示;关于柳宗元的研究他也有批示;还有郭沫若先生和高二适先生关于《兰亭序》真伪的讨论,毛主席特别关注,甚至直接指导。当时他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叫作“笔墨官司有比无好”。这是一条很重要的经验。新时期的《文学遗产》专刊要办好,也需要有问题意识,要有学术争鸣,通过争鸣来活跃思想,来推动学科的发展。大家可以看看2015年的12期,有好几期就是以问题意识来推动的,效果非常好。

中国政法大学黄震云教授认为,《文学遗产》专刊贯彻了中国文学本位立场,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专刊在内容上既有汉民族文学,也有少数民族文学,还有文学交叉,布局做得很成功;风格上多元共存,标题生动,又兼顾了普及性;同时,还培养了大量的作者,从老到少,吸引了学界同人的共同参与。《文学遗产》专刊对团结学术界、推进学术交流作用非常显著。他指出:“整体来说,我认为光明日报《文学遗产》这个品牌创办得非常成功。我们广大作者肩负学界的信任,要多写好文章,要认真写文章,要为新时代法治中国、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作贡献,要为中华传统文化复兴作贡献。”

在新的形势下,我们办《文学遗产》版还要有因有革,有所损益,有新的发展。